生态极限

今天，全球足迹网络正式发布了2016年国家足迹核算并使用了完善的碳足迹计算方法。

相比原碳足迹计算，新的碳足迹计算结果表明全球碳足迹上升16%，同时全球生态足迹上升8%。如今的碳足迹已占据全球生态足迹的60%。

我们非常荣幸地为科研，教育和非商业使用提供国家足迹核算的免费下载版本(请在下方获取更多信息）。基于2016年国家生态核算的互动地图和国家排名请点击这里。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观看这个视频了解国家足迹核算。如果您有兴趣参与我们的足迹核算网络讨论，请发送邮件至media@footprintnetwork.org。

我们每年更新的国家足迹核算(2012)涵盖了联合国食品及农业组织(FAO)，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国际能源署(IEA)，和来自其他资源的数据。

碳计算更新

如上所述，今年我们在多方面完善了核算方法。其中，最大的影响源于森林平均碳封存值(AFCS)采用了新的计算方法——一公顷世界平均森林生态系统的长期碳封存能力。由于纳入了多种森林分类，全球野火及从土壤和采伐木材产品中所产生的森林生态系统排放量新数据源以及核算方法，我们发现相比以往计算，森林的总碳封存量有所下降。

因此，国家生态足迹受到了新计算方法的影响。若一个国家的碳足迹占生态足迹的比例越大，那么较去年的结果，其今年生态足迹就会有越大幅度的上升。 例如，阿曼苏丹国的碳足迹占其生态足迹高达77%的份额，较去年，阿曼在世界“需求高于生态系统再生”的排名中上升超过20位（阿曼现已成为世界前15位的生态负债国）。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的碳足迹占其生态足迹的7%，在同一排名中下降16位。

完善的碳足迹计算及时地响应了于2015年12月由195个国家和欧盟签署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若将所达成的限制平均温度较工业革命前水平升高2摄氏度以上的目标转化为具体碳预算即为：未来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为800亿吨。同时，巴黎协定也将目光转向了国家的总排放量，意识到碳封存土地选择的重要性。于此，生态足迹核算——同时测量了排放量的需求以及生态承载力可提供的碳封存——为检测国家的总排放和国家土地需求间的竞争提供了自然框架。

除了碳，通过生态足迹的棱镜我们可以获得更有趣，更深刻地理解，揭示了国家长远的发展趋势，以及国家生态财富，经济健康发展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突出的有：

• PIGS国家 (葡萄牙, 意大利, 希腊, 西班牙) 自00年代中期开始，其人均生态足迹平稳下降。相反地，欧洲经济强国如德国和法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均生态足迹反弹上升。是什么使得PIGS国家既可以强化经济发展同时减少生态足迹？

• 亚洲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如印度，中国，韩国，和越南由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均生态足迹出现了明显上升。

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和柬埔寨与其他亚洲不同的是，他们成功通过提高人均生物承载力的方式来支持相应提高的生态足迹。

想获取更多信息？下载我们的公共数据包吧！

全球足迹网络现正为科研，教育和非商业使用提供国家足迹核算的免费下载版本，请点击www.footprintnetwork.org/public。公共数据包里包括了所有国家的最新计算结果，国家图表和如果世界人口统一某一国家人均生活水平则需要多少个地球。免费下载的数据包涵盖了新的数据分类方式——按照地区，GDP，人类发展指数和其他分类——同时包括了数据质量评级分数。

关于国家足迹核算

全球足迹网络每年更新国家足迹核算账户，跟踪约200个国家，每个国家每年来自超过30个数据源近20万数据。核算合计了国家一年中对自然资源以及支持地球的土地和海洋的需求——水果，蔬菜，肉制品，鱼类，树木，用于衣料的棉花，木材和碳吸收。这个需求，即生态足迹，可以与为提供这些产品以及服务的国家生态系统，即生物承载力，相比较。

1961年，即数据可追溯到的第一年，我们的地球可以提供多于人类所需的37%资源和服务。从那以后，全球足迹负债——人类所需超过自然预算——明显扩大。2016年国家足迹核算表明，由于过度捕鱼，森林过度砍伐和最严重的碳排放远超过生态系统可吸收量， 世界人口所需已经64%多于自然可提供。这将导致包括野生动物失去家园，渔业崩溃，和大气变化的严重后果。

更多关于国家足迹核算中碳足迹计算的方法可以参考同行Ecological Indicators的评审文章生态足迹: 重新定义碳足迹计算.

关于国家足迹核算许可证的相关问题可联系：data@footprintnetwork.org.

I had two passions as a kid: nature and technology. After starting as a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undergraduate 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UCLA), I realized my path lay elsewhere.

Long before I joined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as Lead Researcher, my passion for nature led me to Alaska and Russia where, as a Ph.D.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I used cutting edge technologies to survey three dozen ecosystems to evaluate how global warming is changing landscapes in the Arctic.

Growing up in Orange County, California, it quickly became apparent to me that an emphasis on material wealth was keeping many of us disconnected from fundamental aspects of our life on Earth, starting with the natural ecosystems we depend on.

I ached to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ose issues I had come to care deeply about, in no small part through living and working with the communities I encountered near the Arctic Circle and in the desert along the Mexican border. Following my doctorate and post-doc research, I joined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I feel incredibly lucky and privileged to play a part in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natural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the public and among decision-makers. So much work has been done, yet there are still so many promising paths we can explore to make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creasingly relevant to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I am especially excited by the great opportunity that has been steadily growing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resonates well with Chinese vision for creating a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uizhou, a small, mountainous, biodiversity-rich province, where urban development, transportation and agriculture are challenging, is aiming to become an Eco-Civilization poster child with the help of the Swiss government.

We’re collaborating closely with the provinc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to help leaders along that path. Our next goal is to provide standards that all of China’s provinces can use and share in order to compare results.

You can support sustainability work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by donating here. Your contribution could help Guizhou, China’s poorest province, set a precedent and s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live well within the means of nature. Your support also could make a difference for impoverished communities everywhere who are beginning to envision their own sustainable future, with our help.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s work around the world.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和资源研究所的谢高地教授最近作为第一作者在可持续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与全球足迹网络就超大城市的不可持续性进行了讨论。

北京的人口在2008至2012年期间从2300万怕攀升至3000多万，仅仅四年时间就增加了惊人的30%，快速增长的人口带来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北京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等更加依赖外地食物的供应和不断逃离市区。这是国内的一些研究人员在《可持续杂志》上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强调的。文章作者指出，北京在有限农业资源方面面临的挑战已在高昂的土地价格方面得到印证。

该文章指出，过去五年来，北京对非本地食物供应的依赖度从48%增长到64%，即都市圈总食物消费的一半以上需要从外地购入。“城市扩张引起生态足迹的对外延伸：北京案例”。该文章作者引入了生态足迹距离的概念（简称D_ef），来反映可支撑一定人口生态足迹达到达到该人口水平时所需自然资源的平均距离。研究人员强调，食物在质量上占了北京所消耗的大部分的生物承载力。

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国内生产的食品资源方面，如蔬菜、水果、肉类、蛋、鱼、粮食和油。他们还专门利用了北京大型食品超市兴发地的数据，该超市的食品销售占全北京食品超市销售的三分之二还多，因而具有代表性。这种特征性研究使研究人员得出判断，北京的生态足迹距离从2008年的567公里上升到2012年的677公里，平均每年增加大约25公里。北京的生态足迹距离在冬春两季远高于夏秋两季，原因是季节性变化即首都周边地区的食品产能在一年中的暖和月份增加了。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的谢高地研究员是第一作者，他答应就该文章进行访谈并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如下问题：

您是如何开始生态足迹研究工作的？

谢：我1997年开始关注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开始寻找可有效反映出当地发展实际可持续状况的指标体系。马西斯和威廉姆等人所写的一些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比如1996年的“我们的足迹：减少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和1997年的“投资自然资本的认知和结构性障碍：基于生态足迹的经济学”。

这些文章刺激了我对生态足迹的关注，很早便接受了生态足迹是分析可持续性的一个好工具的看法。我的研究团队之后便与全球足迹网络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一起合作，共同编制了中国生态足迹报告。生态足迹现在不仅在中国的学术界广为人知，还为全国熟知。

您的研究文章期望能从地理距离来评价北京距供养其人口所需的生物承载力还有多远，您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谢：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仅仅最近的几年，就已经形成了几个超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人们离开自己的农村故土到城市寻找工作，像北京、上海这样人口超过2千万的城市让我很担忧其规模带来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些城市的生态足迹能清晰地延伸扩展，超过其自身的承载力。

我的研究目标就是要展示一个大型城市的生态足迹或生物承载力可以延伸扩展到多大，北京案例只是开始。我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清楚的，即中国应该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因为它们更具有可持续性。

生态足迹距离（D_ef）是如何真实地指明或推断可持续性的？

谢：这个距离距生物承载力越高和越远，安全性就越低。如果食品要通过远距离运输来供应，则食品的安全性就下降，受影响因素增多如气候因素。长距离运输也会影响食品的质量如营养价值等。另外，若运输太多，食品的生态系统也会产生一些环境问题比如碳排放。

全球足迹网络是将“进口”作为其他国家的一种资源来核算。您的文章是将其定义为来自北京市以外的输入，且只是国内生产的，如何考虑来自国外的真实进口的呢？

谢：北京“进口”的生物承载力应包括国内和国外的食品输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获取像北京这样超大城市的国外进口食品的数据，无论是数据量还是可靠性方面都有困难。我个人判断食品消费在北京消耗的生物承载力中所占的比重在10-20%，也仅仅是目前阶段的一种推断而已。

所以，我们仅仅计算中国的“进口”生物承载力的生态足迹距离。但我们也会在条件成熟时计算从国外进口生物承载力的生态足迹距离。

基于您的研究，大都市可持续发展对您来说是什么？在相关促进政策方面有何建议？

谢：我认为，大都市可持续发展应该基于人民可以获得必需的资源量来支撑其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服务所需而得以实现，这得归功于前一辈留下的生物承载力让我们可以承载环境污染和不必忧虑食品安全。

可以通过如下一些政策来实现目标：

1. 精细化土地利用，合理规划好人口密度和自然资产使用；
2. 确保可用生物承载力尽可能的最优化利用;
3. 减少资源的运输。

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的政府已经切实认识到了城市规模过大的问题，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限制或控制城市的增长。但在国家层面，城市规划是否应该倾向于中小城市还有争议。

全球足迹网络主席马西斯的声明

本周宣布的中美气候变化协议标志着我们能源未来新规则的到来，反映了未来几十年将化石燃料使用降为零的强烈需求认知。最大二氧化碳排放的两个国家现在承认了过去虽是政治禁忌但却是实际需要的那些事情。

其他国家在静观事态发展，看看中美两国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因此，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对2025 年和2030年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大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承偌给世界一个积极的信号，尽管只有仅仅10年和15年的时间去完成，对明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峰会产生导向作用。

按照白宫说法，这个新目标会引导美国去实现到2050年削减80%全面经济体系碳排放的目标。中国也提出了能源消费的目标，即到2030年“零排放”能源的消费比重要达20%左右。两国采取的行动将为今天在世的多数人带来成果。

这些目标代表了政治力量的巨大转变，昭示化石燃料的退出最终会普遍为世人所接受。

当然，要实现经济转型还需要各国充分地投资，所发生的成本还可能会延迟各国采取行动的时间。因此，各国要根据自身情况采取各自行动来实现向低碳政策的转向，从而寻求有发展情景的未来之路。

我们的分析显示，各国在迈向低碳经济所需改革的广度和影响方面情况各异。等待时间越长，在低碳的未来其碳密集资产价值就损失越大。不作为会导致竞争力的下降和潜在更高的信用违约风险。我们正在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和主要的金融机构合作，为金融行业开发工具来在评价主权债券时更好地监测这些经济风险。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各层次的政府领导需要更好的工具来做出各种经济有效的长期决策，从基础设施建设到能源供给直至建筑物。为此，我们与美国的州级领导合作，深化传统净现值（NPV）分析工具，理解投资过程的经济和资源内涵。这样的评价方法为特定投资更为现实地估计了未来的成本和效益，并用很多实例表明低碳方式是目前经济优越的选择。

事实上，周三宣布的此项中美协议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方式去确定化石燃料和资产的价值，这些资产由于过度依赖化石燃料而可能会搁置浪费。中美两国如何去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目标的细节还有待观望，协议可能更多的还是象征意义强。但是，这种象征具有强大作用，我们深信其预示了2015年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行动具有光明的前途。

着眼于向瑞士学习如何构筑这个梦，在今年举办的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签署了一项贵州、瑞士建设山地经济和生态文明的协议。贵州地形旖旎，湖光瀑布交相辉映，是实施创新清洁技术、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想之地，这些也是瑞士保护其迷人自然风光的要素。

贵州与瑞士签署的这项协议构筑在去年签署并于今年7月生效的中国与瑞士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之上。在今年的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期间，我在中瑞对话上的发言分析了中国与瑞士的相似性，而全球足迹网络正是与瑞士的四个部委合作对瑞士的资源依赖性进行了分析，并使足迹和生物承载力成为每年发布的瑞士国家统计信息数据的组成部分。

与很多国家一样，中国和瑞士都是生态负债的国家，对生物承载力的利用超过了其生态系统可以提供的能力。这些生态负债是通过贸易来达到清算的，而贸易伙伴也同样是生态赤字的。瑞士的生态足迹是其生态系统可再生能力的4倍，人均生物承载力赤字过去近半过世纪都没有改观，但金融资源使其可以轻易获得国外的资源。然而，由于整个世界正面临不断约束的境况，因此瑞士的生物承载力赤字在未来将变得对经济构成重要影响。

瑞士：稳定的生物承载力赤字

中国的生态足迹是其生态系统可再生能力的2倍，生物承载力赤字在过去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已变得增长迅速。

中国：足迹增长快速

然而，正面地说，中国和瑞士都努力在保护自身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资源。在瑞士，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其森林资源就面临了过度采伐的严重压力，水土流失和雪崩推进了森林管理的改革，目前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0%。中国的森林也面临压力，直到1998年启动了天然林保护计划后才有改观。截至2003年底，中国政府为此计划投入了500亿元，全国天然林保护面积达到9500万公顷。中国政府最近还承偌继续投入2200亿元，再增加7800万公顷的保护面积。

正如瑞士一样，中国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资源约束的境况。许多瑞士人仍然记得二战时国内的食品供应只够人口几个月所需，当时的人口只有现在的一半。资源脆弱的境况迫使瑞士重视能源、材料和水的效率，高效建筑，有效公共交通，国土保护，控制城市规模，以及保护森林。

然而，中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今非昔比，与瑞士上世纪发展的环境截然不同。二战后，整个世界进入了生态超载，人类现在每年需要从自然获取的是自然可以再生能力的1.5倍。我们今天处于一个资源越来越有限的时代，所有国家从未有过地需要更加重视对其自然资产的监控和管理。

随着中国的生态足迹不断增长，贵州省毫无疑问是一个处于关键时期的省份。在其快速发展的关键时候，贵州拥有巨大机会抓住机遇并构建新的经济动力。要解决的问题是能否在避免发生已经困扰其他地区的污染和拥堵的同时，可以制定实现繁荣的政策。从瑞士借鉴有价值的经验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当然，我们也深信贵州省会需要像生态足迹之类的以数据为支撑的决策工具来支持成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