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和资源研究所的谢高地教授最近作为第一作者在可持续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与全球足迹网络就超大城市的不可持续性进行了讨论。
北京的人口在2008至2012年期间从2300万怕攀升至3000多万，仅仅四年时间就增加了惊人的30%，快速增长的人口带来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北京人口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等更加依赖外地食物的供应和不断逃离市区。这是国内的一些研究人员在《可持续杂志》上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强调的。文章作者指出，北京在有限农业资源方面面临的挑战已在高昂的土地价格方面得到印证。
该文章指出，过去五年来，北京对非本地食物供应的依赖度从48%增长到64%，即都市圈总食物消费的一半以上需要从外地购入。“城市扩张引起生态足迹的对外延伸：北京案例”。该文章作者引入了生态足迹距离的概念（简称Def），来反映可支撑一定人口生态足迹达到达到该人口水平时所需自然资源的平均距离。研究人员强调，食物在质量上占了北京所消耗的大部分的生物承载力。
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国内生产的食品资源方面，如蔬菜、水果、肉类、蛋、鱼、粮食和油。他们还专门利用了北京大型食品超市兴发地的数据，该超市的食品销售占全北京食品超市销售的三分之二还多，因而具有代表性。这种特征性研究使研究人员得出判断，北京的生态足迹距离从2008年的567公里上升到2012年的677公里，平均每年增加大约25公里。北京的生态足迹距离在冬春两季远高于夏秋两季，原因是季节性变化即首都周边地区的食品产能在一年中的暖和月份增加了。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的谢高地研究员是第一作者，他答应就该文章进行访谈并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如下问题：
您是如何开始生态足迹研究工作的？
谢：我1997年开始关注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开始寻找可有效反映出当地发展实际可持续状况的指标体系。马西斯和威廉姆等人所写的一些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比如1996年的“我们的足迹：减少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和1997年的“投资自然资本的认知和结构性障碍：基于生态足迹的经济学”。
这些文章刺激了我对生态足迹的关注，很早便接受了生态足迹是分析可持续性的一个好工具的看法。我的研究团队之后便与全球足迹网络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一起合作，共同编制了中国生态足迹报告。生态足迹现在不仅在中国的学术界广为人知，还为全国熟知。
您的研究文章期望能从地理距离来评价北京距供养其人口所需的生物承载力还有多远，您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谢：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仅仅最近的几年，就已经形成了几个超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人们离开自己的农村故土到城市寻找工作，像北京、上海这样人口超过2千万的城市让我很担忧其规模带来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些城市的生态足迹能清晰地延伸扩展，超过其自身的承载力。
我的研究目标就是要展示一个大型城市的生态足迹或生物承载力可以延伸扩展到多大，北京案例只是开始。我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清楚的，即中国应该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因为它们更具有可持续性。
生态足迹距离（Def）是如何真实地指明或推断可持续性的？
谢：这个距离距生物承载力越高和越远，安全性就越低。如果食品要通过远距离运输来供应，则食品的安全性就下降，受影响因素增多如气候因素。长距离运输也会影响食品的质量如营养价值等。另外，若运输太多，食品的生态系统也会产生一些环境问题比如碳排放。
全球足迹网络是将“进口”作为其他国家的一种资源来核算。您的文章是将其定义为来自北京市以外的输入，且只是国内生产的，如何考虑来自国外的真实进口的呢？
谢：北京“进口”的生物承载力应包括国内和国外的食品输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获取像北京这样超大城市的国外进口食品的数据，无论是数据量还是可靠性方面都有困难。我个人判断食品消费在北京消耗的生物承载力中所占的比重在10-20%，也仅仅是目前阶段的一种推断而已。
所以，我们仅仅计算中国的“进口”生物承载力的生态足迹距离。但我们也会在条件成熟时计算从国外进口生物承载力的生态足迹距离。
基于您的研究，大都市可持续发展对您来说是什么？在相关促进政策方面有何建议？
谢：我认为，大都市可持续发展应该基于人民可以获得必需的资源量来支撑其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服务所需而得以实现，这得归功于前一辈留下的生物承载力让我们可以承载环境污染和不必忧虑食品安全。
可以通过如下一些政策来实现目标：
- 精细化土地利用，合理规划好人口密度和自然资产使用；
- 确保可用生物承载力尽可能的最优化利用;
- 减少资源的运输。
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的政府已经切实认识到了城市规模过大的问题，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限制或控制城市的增长。但在国家层面，城市规划是否应该倾向于中小城市还有争议。
